作者：林嘉澍

就像炸了锅一样，“超级女声”李宇春登上《时代(TIME)》周刊亚洲版封面的消息被迅速传播开来，报章杂志和门户网站迅速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评论热潮。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涉外酒店里，那些将自己标榜为“玉米”的李宇春崇拜者们毫不吝啬地买下了当期的《时代》周刊亚洲版。
    “从我个人看来，《时代》是美国最重要的主流读物之一，很多中国读者因此将其视作“来自美国的声音。”撰写该篇报道的《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翟淑珍(Susan Jakes)认为，“中国人很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对于大洋彼岸这个“刚刚复苏并急于与世界接轨的国度”，《时代》的只言片语，往往意味着太多太多。
    1898年4月3日，亨利·卢斯(Henry Luce)出生在中国山东省邓州市。他的父母，是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在卢斯25岁生日的前一个月，由他创办的《时代》周刊正式出版发行。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约瑟夫·坎农(Joseph Cannon)，一位退休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在美国，《时代》周刊的“造词”能力令人津津乐道，每一条“意外”嫁接而成的单词，都能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打开那本搜罗了“《时代》新词”的专著《Timenglish: The Words of TIME》，数十年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瞬间跃然纸上。而年轻的卢斯更难预见的是，大半个世纪后，《时代》周刊会在他出生的国度里成为一本“意见领袖”型的读物，时刻牵动着传媒业乃至普罗大众的关注焦点。
《时代》的封面
    亨利·卢斯的父母原本打算让孩子在中国长大。15岁那年，卢斯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并在数年后进入了与中国有深厚交往的耶鲁大学。
    在校期间，卢斯结识了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前者任主编、后者任主席，共同效力于《耶鲁每日新闻》。1922年，他们同时退出了《巴尔的摩新闻报》，着手创办《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的风格在早期受到了布里顿·哈登的极大影响。哈登以不拘一格的管理风格著称，甚至经常在会议上拿卢斯开涮。在他看来，尽管《时代》是一本相当重要的刊物，但却并不一定要天天板着面孔说话。在当时的批评家看来，这样的语态对于严肃的时政报道来说未免太过轻佻，而似乎更适合于那些对社会名流和政治家的深度特写。顺理成章，通过人物说新闻成为《时代》周刊最擅长的报道技法。而在创刊后的数十年内，《时代》周刊的封面都是某个人物的头像。
    无论外界的评判如何，这种制作手法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三大美国主流新闻期刊——《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以及其他繁若星海的专业纸媒中，没有哪家的“封面人物”可以拥有同《时代》周刊相抗衡的地位。
    岁末年初《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几乎可以被视为全世界媒体和读者在新年钟声敲响前最翘首以待的时刻。翟淑珍说：“很多年以来，‘年度人物’都会选择那些在当年的新闻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闻制造者’。”而从两年前开始的独立日“历史上的总统”封面和已经连办四届的“亚洲英雄”评选，无疑都是《时代》周刊秉承优势的翻新再造。
    受到《时代》周刊人物版的启发，时代集团在1974年创立了《人物(People)》杂志。但读者看见《人物》花花绿绿的封面，却已经难以和风格鲜明的“母刊”建立联系。与《国家地理》杂志的黄框齐名，在1927年为封面加上了红色边框之后，这就成为《时代》周刊最为世人熟识的标志——除了在2001年那个举世震惊的恐怖事件后36小时，《时代》周刊为赶制的“9·11特刊”换上了黑色的边框。
    与封面齐名的，还有《时代》周刊记者们特立独行的行文方式。以调侃见长的专栏作家沃尔科特·吉布斯(Wolcott Gibbs)在1938年的《纽约客》杂志上留下了那段著名的嘲讽：“文句不倒行，脑筋就打结”。这种以“倒着说话”为主要标志的文体，伴随了《时代》周刊很长一段时间。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些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乐衷效仿的对象。
《时代》与中国
    《时代》周刊与中国结缘，从1924年9月8日开始。那一天，军阀吴佩孚登上了《时代》封面。在那篇名为《战争？》的封面报道中，《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时局进行了现在看来略显简短的报道。
    此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吸引并造就了众多的西方资深记者。根据美国战地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说法，当时有“十多个顶尖的美国记者在日以继夜地报道”中国的战况。机缘使然，主编亨利·卢斯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就决定了20世纪30到40年代间《时代》周刊对中国高度关注的风格。
    由于亨利·卢斯是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时代》周刊利用手中的媒介资源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他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公众舆论中博取同情。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资深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亨利·卢斯的电文中，白修德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并提出辞职。然而，卢斯对外界声称，由于白修德是共产党，所以《时代》不得不予以解雇。
    在此后将近30年的历史时期内，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用以代表中国新政权的，往往夸张的巨龙形象，带有强烈冷战色彩，直到1971年乒乓外交启动，喧然纸上的傲慢与偏见才得以逐步缓和。
    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在那年3月6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上，设计者用一个抽象的中国字“友”，将画面切割成五块——尼克松与毛、周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顺次罗列其上。
    “不少中国朋友在碰到我的时候，都会提起邓小平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事情。”《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翟淑珍说。自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开始频繁登陆《时代》封面，并两度成为“年度人物”。尽管美国记者依然用“亦敌亦友”作为封面标题，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带给世界的全新感受，依然可以从“崭新的中国”、“崭新的面孔”、“下一个中国”这些词条和许多颇具象征意味的视觉元素上窥见端倪。
与《时代》俱进
    如果说抗战胜利前的《时代》封面弥漫着“蓝色”，此后40年又迎来了一个“红色”泛滥的《时代》，那么在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用“五彩缤纷”描绘这家境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则显得再恰当不过。
    “首先这是一本新闻杂志，1923年创刊的时候就是这样定位的，只不过当时属于一本着眼地区新闻的新闻杂志，现在变成关注世界大事的新闻杂志。而我个人则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本很有意思的综合杂志，只不过这本杂志恰好每周出版罢了。”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时代》周刊执行主编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说。
    过去的《时代》周刊封面上，读者可以在刊名下方找到“新闻周刊(The Weekly Newsmagazine)”的字样。而现在，这行说明已经不复存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政治领袖不再是舍我其谁的主角，王菲、舒淇、周杰伦、张惠妹、周星驰……文化名人开始成为封面报道的热点所在。
    当春树以饱含朋克精神的颓废形象出现在《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之后，台湾地区的书商立刻将她的作品加印。“像我一样另类(Linglei Like Me)”，编辑为封面故事配上了“中为洋用”的标题。“我也不觉得我怎么另类了，可能他们比较难找到其他人吧，就把我们凑一起了。”谈及这篇包含了韩寒等“80后”作家的封面报道，春树认为《时代》对自己做出了错误的解读。
    “李宇春的胜利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类似‘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以一个民主的方式运作，800万短信投票划过决赛当晚的夜空。”在《时代》周刊题为《李宇春：因为追求自我而受宠》的报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如此熟悉的思维定式。一夜之间，中文读者在论坛和blog上贴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评论。
    《时代》周刊记者翟淑珍认为：“我们始终在关注国内各方面对这个活动的反应，包括大众传媒、包括论坛、包括博客。我并不会有意地将其置于某些特殊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大陆电视观众、媒体从业人员和社会学者在这段时间内为‘超级女声’所做的注释来看，我们并没有为这个比赛机制‘赋予了过多的含义’。”
    各说各话的争执绵绵不休，但《时代》周刊的意见却依然在被持续地热炒和放大。读者终于不用再为那些沉闷的封面故事苦恼，新的困惑却又接踵而至。我们总在集体无意识的“东方主义”热潮中为这些放诸美国新闻语境的自我认知欢呼雀跃，却在与“时”俱进的康庄大道上不知不觉地为了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从我个人看来，《时代》是美国最重要的主流读物之一，很多中国读者因此将其视作‘来自美国的声音’。中国人很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翟淑珍的解读令人回味

作者：李劳

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落下帷幕后，细心人检视音乐节自1998年以来的历届演出名单可以发现，音乐节所邀请到的音乐家和乐团的级别呈明显上升趋势，表演形式亦愈发多样。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诚意经营与低票价策略的实施，参与音乐节的普通爱乐人明显增多。    
    北京入秋以来，无论是以摇滚音乐演出为主的迷笛音乐节，朝阳公园里的北京流行音乐节，还是刚刚结束的国际音乐节，从草地上的狂欢到音乐厅里的聆听，北京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公共的音乐空间已经日渐多元。
古典音乐的盛宴
    正如著名乐团被视作国家的艺术瑰宝，音乐节被人们认作一场绵延多日的艺术盛宴，它的水准、规模以及影响力是检视一座城市文化生活的标杆之一。而古典音乐无疑是音乐盛宴中的压轴之作。
    这个10月中旬开始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二十多天里为中国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带来了23场精彩演出。对于音乐节来说，延续4个晚上总长15小时的鸿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上演，被认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即使在德国，人们想欣赏这个由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创作的伟大歌剧，也要花费数年时间来排队等票。德国记者认为，《尼伯龙根的指环》上映之后，世界上任何一家乐团都不会再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
    当然，一个城市的音乐生态并不仅仅由音乐本身的质量决定，亦取决于其受众的素养。上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参加演出的音乐家谭盾因其表演曲目在上海的冷遇而准备将之替换为《卧虎藏龙》，拟以当年同名电影的余威来带动音乐消费，在主办方的坚持下才笃定未改，结果他原定的曲目受到了北京乐迷的热情追捧。
    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仅包括交响乐音乐会、歌剧、独奏音乐会等西方音乐表演形式。继去年的昆曲《牡丹亭》之后，音乐节今年亦将交响京剧《杨门女将》这样的中国传统音乐形式融入其中，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进行对照、交融，以图获得新的效果。
    一个盛大的国际音乐节若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影响力，必须拥有足够的耐心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做出平衡。对此，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始人之一余隆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是靠票房收入来完成演出的，组织者一定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平衡，包括市场价格、商业赞助等。运作过程做得不好都会导致演出成本过高，这些不能都转嫁到掏钱买票的听众头上。”
造一个伍德斯托克吧
    李岚清在其新作《李岚清音乐笔谈乐》中曾表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中，音乐的成分似乎最为欠缺或薄弱。今天，正在长大的年轻一代似乎有机会避免令自己的生活与音乐格格不入。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当然不是严谨的古典音乐，而是素以叛逆态度贯穿生活主张的摇滚乐。在国内糟糕的流行音乐生态环境中，惟有摇滚乐在恶劣的商业链条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原创性。年轻一代向身边寻找更贴近自己生活的音乐时，他们发现，除了那些处于主流乐坛边缘的摇滚乐外，他们别无选择。
    虽然任何音乐节都以音乐家或者艺人/乐队为核心，但户外音乐节与音乐厅音乐节的最大不同在于乐迷的深度卷入。虽然还有演出舞台，但是户外音乐节的参与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聆听者，他们亦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泥泞的草地上，或者互相冲撞的人群中，他们释放的不只是精神，更多的是在现实中绷紧的身体。众人的音乐狂欢显然更受城市青年的欢迎。
    在摇滚音乐节中，迷笛音乐节是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这个由中国第一家民办现代音乐学校举办的音乐节最初只是一个校内活动，之后随着散居在北京郊外的摇滚青年们的逐步介入，影响亦在摇滚青年中日趋扩大，并最终成为全国摇滚青年的年度聚会。今年，这个散发着乌托邦精神的音乐节的举办地由香山正式移入位于北京市区的海淀公园，代价是用于租借场地、聘请保安、演出装置、部分乐队的酬劳的40万元以及部分音乐节忠实拥趸的不满——他们认为向主流人群靠拢的迷笛音乐节背叛了他们的乌托邦式理想与生活。对此，摇滚乐评人郝舫说，“六十年代音乐节所展现的社会文化潮流的躁动已经停歇了，现在国外的流行音乐节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社会活动。纽约、柏林、伦敦、东京到处都在举行大规模的音乐节。它们已经是现代商业的一个细节，呈现乌托邦精神的音乐节已经消失了。”
    而北京音乐台的主持人张有待则以自己经常参加的欧洲最大音乐节Roskild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几个丹麦学生效仿现代音乐节的鼻祖伍德斯托克在1970年左右创办了Roskild。然而，现在这个音乐节已转由专门的基金会来负责运作，已经商业化得很完全。这使得整个音乐节的组织、参与乐队的素质以及演出效果有了基本保障，参与者可以获得很好的体验。这正是Roskild成为欧洲最大和最成功的音乐节的根本之道。”而此届迷笛音乐节虽然进行了初步的商业开发，但和正规的商业化运作还相距甚远。负责人张帆则更乐意凸显音乐节的社会效应而强调作为主办方自己是赔钱的。
    尽管戴项链、纹身、留鸡冠头的另类少年并未减少，乐队们演奏的仍然是躁动异常的摇滚乐和电子乐，观众仍然习惯随着激烈的音乐Pogo（互相冲撞）。然而，迷笛音乐节亦在商业与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据音乐节主办人张帆估计，每天的人员流量应该在2万左右，四天下来应该在8万左右。这其中除了那些乘坐火车远道而来的外省摇滚青年，还有很多是北京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从没有听过摇滚乐，但是听过后亦不反对，反而认为自己参加了一次不错的假日活动。
    而那些摇滚音乐的忠实乐迷们，则渴望着可以“在草地上露营、在帐篷中做爱”的“真正的音乐节”。    　　
    涵盖古典音乐、现代音乐的各式音乐节，是城市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公共的音乐体验并不应该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在纽约一家Pub里，我曾和一支新晋乐队的乐手一起喝酒，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那里的酒保，”郝舫说，“那时候他们已经很红了，但是并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音乐和生活完全融为了一体。”每一晚，纽约的无数酒吧里都会有无数这样的人组成的乐队在演出。而在北京，若想找一个可以听听原创音乐的场所，你候选名单上的酒吧名字不会超过十个。
    音乐节的频繁演出，似乎并不能给原创音乐提供丰沃的土壤。“北京的音乐环境极其糟糕，”做了多年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张有待说，“在电台方面，《我的音乐生活》可能是北京惟一一个只为热爱音乐的人放送的音乐节目。”而这档节目仅在每周六周日的深夜播出。事实上，几乎全部电台音乐都已经成为路况信息、八卦新闻和广告的背景音乐。
    音乐节是周期性的艺术盛宴，我们不可以忍受没有音乐的生活，以ipod为代表的数字音乐播放设备正在席卷我们的耳朵，并开始马上消费移动服务提供商们推出的个性彩铃服务。然而，在拥有了“私人音乐花园”的时代，那些消费流行音乐的人们还需要一个公共音乐空间吗？无论怎样，深夜电台、酒吧和万人体育馆里传来的怀旧老歌与无序噪音，仍在城市的夜晚安抚或者鼓动那些焦虑不安的灵魂。

作者：绮色佳

大理是一个实行新式奢侈的好地方：需要一定的钱，但更需要时间和眼光，2000块钱一年租个院子谁租不起呢？但你得花上很多时间，把一个破烂的院子弄得舒舒服服，才能和朋友们在院中间摆个方桌喝酒扯淡。好一点的老房子越来越难找了，价钱也早升了上去，在大理，租得早、租得便宜也是一种身份和资格的象征。

　　移民大理：在与大理的种种关系中，移民无疑是最隆重的一种了。大理诚然有一种魅惑力，令即使是匆匆过客也产生住下来的奢望。

　　真正坐言起行的人无非两种，一种人天生不属于城市，属于误堕红尘，城市的一切好处，对他毫无吸引力，对城市的噪音、污染、高物价、虚荣不胜其扰。去大理可谓得其所哉，如果再离开，只会向更原始和乡村化的地方进发。

　　另一种人是原本喜爱城市，但日积月累，被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逼得要逃离城市。用牺牲高薪、名牌衣饰、夜生活换取新鲜空气、缓慢的生活节奏和充足的睡眠。因《普罗旺斯的一年》成名的彼得·梅尔无疑是后一种。也许几年后还会回到城市，但相对于从未离开，工作和生活态度必然不同，反而有另一重优势。

　　移民大理的成本：租/买/建房，几年来的旅游热令大理房价一路上扬，好一点的老房子不会低于三四十万，但租房仍极便宜。有一对朋友夫妇从上海移民大理，在崇圣三塔后面的村子租下月租1500元的两层小楼带院子，被公认为天价！若是和村里关系好，买到一块宅基地，建房成本也不高，还可用低廉的手工买到各种木质极佳的家具。

　　生活消费：大理是一个奇怪的具有共产主义气质的地方，总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请客，或者什么理由都没有，到结账的时候，自然有一个人去摸钱包，别人都坐着不动。我在大理就没吃过一顿AA制的饭，像城市里那种一叫埋单所有人都去摸包的现象是从来没有的！似乎一个人如果横下心来要白吃，每天都能找到蹭饭的机会。

　　并不是大理的人特别慷慨，一来是那种魔幻共产主义的气氛，如果你是没钱的小孩，你就可以理直气壮不出钱，如果你在你的城市月入超过五位数，或有自己的公司，你就应该心怀慈爱照顾年轻人！二来大理美食实在便宜，一碗洒了玫瑰糖的冰稀饭一块钱，一大碗拌着鸡肉的凉米线两块五，在北京的云南餐厅上百元的山菌，只要10到15元。

　　谋生：如果你已经过了瞎混的年纪，也没有饥一顿饱一顿，睡在酒吧里的身体本钱，自然在大理也要考虑谋生手段。阿贵总结得好：我们从城市来的人，随便弄点什么总比村民弄得好吧。开餐厅、酒吧、客栈……卫生条件和情调自然都更适合同类的胃口，也就更容易赚到他们的钱。

　　大理整体消费低，酒吧里一瓶啤酒卖10块钱已经要遭人非议，加上近年来跟风开酒吧的很多，而游客并不增多，赚钱似乎也不容易。好处是在工作与玩二合一，像五十碗小酒店的老板老周，每天睡到过了中午起床开店门，收拾收拾。下午客人少，他想出去逛就随便找个朋友来看店，也许卖出两三瓶啤酒。晚上人就多了，客人喝老周也喝，一边放他收集的好唱片，好玩就玩到凌晨四五点，不好玩就早点关门(也不会早过两点)。

　　如果是艺术家、文字工作者等创作人，只要城市里的网络还在，随便接一点创作工作就足以维生，例如，一个月写/译一篇三千字的稿子，三个月卖一张画，根本不用为生活打拼，如同在美国赚钱在中国花钱，你甚至很容易成为大理的富人。

作者：绮色佳

       上海的素菜餐馆托名“普罗旺斯的树”，北京郊区的楼盘美称“东方普罗旺斯”，用张爱玲的话说，“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只因被伦敦的坏天气折磨得发疯的英国佬彼得·梅尔天花乱坠一支笔，普罗旺斯这个好端端法国南部乡下地方惨遭浪漫化，伴随着薰衣草的香风，遭到全世界游客的疯狂践踏。阿维侬人索性把古城让给游客，自己搬到河对岸的新城去了，著名的贝内泽桥已断，可到不了对岸！欧洲人的置业狂热令当地房价飞涨，有钱人乐于在普罗旺斯实践他们的新式奢侈，于是这新式奢侈的成本便一路上扬。

　　国内的出版界眼见大理旅游升温，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冲动下也想把大理浪漫化，“大理的风花雪月”、“在大理的星空下接吻”等图文书一本接一本，惜乎眼界不宽、格局太小，结果只是小资调的大理名人与酒吧指南，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大理，真正的大理，被淹没在一堆陶罐野花蓝天白云后了。

　　虽说各人有各人心目中的天堂，意大利人就说“看一眼拿波里，然后去死。”但要成为法国的普罗旺斯，或者中国的大理，总得有些什么是共通的：

　　太阳：阿尔火辣辣的太阳把梵高晒出幻觉，才画出歪歪扭扭的杰作，阿维侬的猛烈日光令艺术家昏头昏脑，才有狂欢节般的阿维侬戏剧节。大理的美妙阳光四季都不吝惜，冬天的白天也能穿着短袖T恤被高原紫外线晒成漂亮的小麦色。

　　恶劣的天气排斥户外活动，令人与自然生分，厚重的衣服也不利于释放人类本性的热情。得天独厚的气候是大理或普罗旺斯成就的第一步。

　　古城：阿维侬完好的古城令人惊艳，大理残破的城墙也够迷人。老屋瓦上茂盛的青草野花、老围墙上绿得发黑的苔藓，是如假包换时间一点点雕刻出来的。夜晚从音乐狂乱、烟雾弥漫的酒吧出来，即刻踏在古老的青石板上，头上是低低的满天繁星，那独一无二的味道是无法模仿复制的。

　　周边：普罗旺斯不止有阿维侬和阿尔，大理也不止有大理古城，成名后的游客化既无可避免，那么不愿做游客的就再向周边深入发掘。更多的、星星点点散落的好地方，不知名的山野村庄，是匆匆来去的游客污染不到的。

　　美食：普罗旺斯有翠生生的橄榄油、红艳艳的番茄、夏天市场上甜瓜的香气无可抗拒……大理雨季过后肥美的山菌青菜般随随便便堆着，价格也和青菜一样亲切。有点丑陋的大石榴剥开来，是晶莹如宝石的甜美果实……大抵物产富饶的地方做菜的风格都带点漫不经心，普罗旺斯人和大理人又都是在烹饪上极有天赋的，烂糊糊的橄榄酱使劲在面包上擦，青红椒随意浸在橄榄油里；或者粗粗的米线用辣椒油、花生碎一拌，雪白洱丝在肉汤里一捞，就是吃得人把舌头都吞下去的美食。

　　西藏也尽多好地方，可是在一只鸡100块钱，要不就只有白饭、白菜汤的地方，再是绝世美景也难长留住人吧？

　　人：大理人和普罗旺斯人在时间观念上有得一拼，鉴于他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极微，推测为坐拥良辰美景的人民天生懂得享受。五十碗小酒店的老板老周抱怨修天棚的工人下雨拒绝出工，和彼得·梅尔的腔调是一样的。时间长了，只有外来者被本地人同化，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我请常来大理的朋友带我去看小教堂，他说别急，10分钟就走到，喝完茶再说。等我们真动身的时候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除了游客活动的中心地带，乱拉生意、欺骗游客的当地人也很少。也许是生活容易，不需如此穷凶极恶。见多识广的当地人对游客的态度是见惯不怪，加一点好脾气的容忍。你对着尖叫不已的一平如镜的洱海，是他从小钓鱼游泳的地方，还有什么可说的？

　　消费：在阿维侬或锡耶那，都可以上午去看教堂、古迹，下午就去逛名店街，巴黎、米兰有的牌子，当地也有不少。在大理， 嬉皮风的云南、尼泊尔衣饰也是满足淘货欲、购物欲的好地方。只有美景没有消费的地方是会让纯粹的都会动物抓狂的！

　　大理够水准的CD店也多，卖的音乐比北京还全还时髦，价格也比北京还贵，除了启德一家12元一张，都是15元。但在北京，你不可能晚上12点多从酒吧出来，拐到洋人街上的唱片店，挑一堆CD慢慢试听。还有几家打折书店，折扣极低，几块钱买一本书，看完不想带走，可以捐给懒人书吧。

　　人气：普罗旺斯或大理这样的好地方必然吸引八方来客，带来不同的经历和故事。在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差不多，或者有故事也轻易不会向你透露。在大理，却是奇人奇事不断，即使有时真假莫辨，也好玩得紧！

　　艺术家韩湘宁一年有超过10个月住在大理。他说之所以选择大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同样重要！

　　对于交游广阔的人，在普罗旺斯有个别墅，或在大理有个院子，用来招呼朋友或客户，一定比在城市里请他们吃饭去夜总会印象深刻。

　　彼得·梅尔说在旅游旺季不堪访客骚扰之苦，但若长年无人问津，久而久之，也会担心与时代脱节吧。

补充：

没有来过大理的人，认识大理大都源于两个出处，一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小说中段皇爷的“一指神功”点出了南昭古国的清远神秘，引人掩卷遐思；二是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随着一曲唱遍大江南北的“蝴蝶泉边来相会”，大理秀美的风光也广为人知。
    其实，大理有的远不止这些。大理历史悠久，素有“文献名邦”的美名。远在新旧石器时期，就有古人类居住。西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时，大理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唐宋时期，大理先后出现隶属于唐宋王朝的南昭国和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在元代前，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代，云南行省建立，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始由大理移至昆明。但是，大理仍然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先后设有路、府、行政专员公署等地级一级的政区机构。1956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同时，大理也是滇西的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后，大理已逐步发展为滇西的商贸旅游中心城市。

    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玉洱银沧之间，自然风光绮丽多姿，苍山如屏，洱海如镜，蝴蝶泉深幽，兼有“风、花、雪、月”四大奇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

    大理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地，这里保存着古朴而浓郁的白族风情。到大理你可以了解白族的生活习俗，可以品尝别具一格的白族风味食品，可以选购到称心如意的白族民间工艺品，还可以参加传统的大理白族三月街节日庆典活动.

    古城大理吸引了来自国外的自助旅游者，在城内护国路内形成了一条有名的“洋人街”。陶醉于白族古朴的民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们甚至会在大理长期居留。

    在98和99年，国际知名的“七星越野挑战赛(MildSevenOutdoorQuest)”连续在此举办了两届。